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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任亮教授京津冀文化论文摘要

发表于:2020-03-19 15:51:36 来源:bet体育在线官网-bet体育下载-bet体育开户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河北北方学院副校长、河北省优秀中青年社科专家任亮教授等关于京津冀文化方面的论文如下

  河北北方学院副校长、教授、法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河北省教学名师、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北省优秀中青年社科专家“五十人工程”人选和河北省优秀出国专家等称号,现为国家社科基金评议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等。兼任河北省委宣讲团成员、河北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伦理学会副会长、河北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研究生思政哲教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委员会专家、河北省公共政策智库专家等。

  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68篇,论著12部,译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省部和厅局级研究课题22项,均取得研究成果,获得河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和河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6项。

  (1.河北北方学院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河北张家口075000;2.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天津300401)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是经济协同更是文化协同。而文化协同发展需要通过文化协同治理来实现,文化协同治理则基于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由主体、客体和方式系统构成,治理体系多元化。治理体系的策略应涵盖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

  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地耦合视角下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生态环境适应性评价与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研究》(19BSH077)

  任亮(1963—),男,山西天镇人,河北北方学院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研究。

  孔伟(1986—),男,山东滕州人,河北北方学院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区域经济、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构建与培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治理体系是综合体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管理主体单一,属于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管理,而全新的现代治理则呈现出多元共治特征。20世纪后期,文化治理兴起,联合国、欧盟文件都涉及文化治理理念,“将政治领域的治理变革引入文化管理中,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形成文化管理的治理格局”

  。京津冀要实现协同发展,文化治理下的文化协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滕尼斯认为,人类关系包括社会形态与共同体形态两种基本形态,社会是“一种机械的聚合”,而共同体则“是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

  。京津冀一体化如果仅有经济上的协同,只是形成了所谓的“社会”,尚未形成“共同体”,即仍未达成深层次的融合。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属于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要素,同时也是京津冀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引擎。随着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深化推行,必须同步推进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京津冀文化领域充分体现现代治理理念,致力于从主体、构架、职责、目标、对象、功能、机制、方式等方面全面实现向治理现代化的转型与升级。

  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有其天然优势,但问题也层出不穷,其中文化协同发展与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二者兼具,因此须厘清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结构。

  京津冀地缘关系密切、语言风俗相近、人缘关系相亲,三地文化既存在相通性,也存在差异性,且已具备文化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京津冀文化协同步伐也在不断提速。2011年,三地签署《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

  ;2012年,三地签署《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备忘录》;2015年,三地签署《京津冀文创园区协同发展备忘录》

  。由此,京津冀文化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三地积极贯彻国家指导方针,立足于京津冀整体利益,着力探索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最优有效路径。

  但目前的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较低,三地协同发展效应难以充分彰显,文化产业发展最佳合力尚有待形成。具体而言,一是京津冀三地发展水平失衡。以2013年为例,“三地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406.7亿元、1070亿元和950亿元。其中,北京占到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总量的54.3%”

  ,远超津冀文化创意增加值。此外,2015、2016年,京津冀文化产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分别是8.38%、4.74%和3.22%,以及8.2%、4.49%和3.4%(见下表1)。可见,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差距非常明显。二是京津冀三地协同程度偏低。《中国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指数》显示,“中国新型城镇化文化建设指数得分的标准差分别为京津冀(5.33)、珠三角(4.54)、长三角(3.10),即京津冀地区文化建设的差异性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比是最大的”

  。可见,京津冀文化协同度相对最低。就现状而言,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均显得不足。

  表1 2015-2016年京津冀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及占GDP比重情况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程度不高,主要是文化产业协同意识及意愿淡薄、顶层设计存在缺陷所致。为此,须构建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全面提升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融合度,最终达到以治理促发展。当前,构建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在一国领土范围内,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制度结构。”

  以此类推,笔者认为,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应该主要由主体系统、客体系统和方式系统构成。

  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主体,是指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和参与者。细化之,又可分为宏观主体和微观主体两个层面。

  通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京津冀区域治理共同体体现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领域与范畴的互生互动。作为京津冀区域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治理,同样是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作为三个抽象宏观主体来衡量和实现的。

  在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市场和社会是因内在运行机制不同而分别自成系统的宏观主体(见下表2)。政府系统以行政机制即京津冀三地政府协调合作为主;市场系统以京津冀市场机制即竞争与赢利为主;社会系统以社会机制即公益和合作为主。宏观主体的功能职责界限,并非完全静态不变,而是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民众权利发育程度、意识形态选择都可能会影响宏观主体的功能或职责。因此,在不同时代和区域中,三者关系往往呈现出诸多不同。京津冀区域所拥有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决定了京津冀政府在京津冀治理包括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方面应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元主体”的角色和责任——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界分、实践和调适,一方面属于京津冀政府之权力,另一方面也是京津冀政府须承担之责任。

  当前,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中由政府、市场、社会三大宏观主体又可以派生出政府(党)、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第三部门)、民众(含创造者)五类具体主体,共同参与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五类主体彼此之间又进一步派生出十种互动关系,这个较为复杂的关系网络体现了当前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的具体主体框架(见下图1)。

  国家文化治理目标,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推进国家文化治理的目标,既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是历史和现实的统一。所以,中国文化软实力并非仅指国际关系范畴中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和同化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视野下的“文化国力建设”。因此,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的目标就是提升京津冀区域文化软实力。

  首先,保障京津冀区域文化需求。这是站位于推进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维护京津冀人民利益的高度,将京津冀历史、区域发展、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服务于京津冀区域和人民的文化需求”

  。为此,须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文艺创作与传播的引导和规范、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文化安全与文化主权的保障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等。

  其次,提供京津冀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即以京津冀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以保障和服务于京津冀人民基本文化生活为目的,向三地人民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主要通过构建京津冀全区域现代公共文化协同服务体系来实现。可以由此划定京津冀现代公共文化协同服务体系大致范围:“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领导与协调机制;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整合基层宣传文化设施;区别文化事业单位职责定位;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及科技馆等组建;培育文化类社会组织。”

  再者,满足京津冀区域人民个人文化消费。主要是指根据京津冀民众的个性化、差别化文化需求,三地借由繁荣文化市场、协同发展文化产业来充分满足个人文化消费之需求。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京津冀区域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民众个性化文化需求也会随之水涨船高,但目前由京津冀所提供的面向民众全体的基本文化服务仍有限,与民众个体完全个性化、差别化的文化需求间仍有一定差距。需要通过协同发展京津冀区域的文化产业、共同繁荣京津冀文化市场的手段弥合和缩减差距。

  连接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主体与客体的纽带与机制,即是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的方式和手段。

  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的基本方式是法治。当前,中国正在推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在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中,全面实行法治,势在必行。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的总目标可表述为:京津冀区域的文化治理依据从以京津冀区域的文化政策为主转到以京津冀区域的文化法律为主,京津冀区域的文化治理方式将由依靠行政管理转变为依法治理。

  法治是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的基本方式,但在传统文化管理中广泛适用的法律、行政、经济、社会和公益手段并不过时。应在治理理念和法治精神的指引下,推动传统文化管理方式与时俱进,实现创新和发展。法律手段上,重视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方面立法的规划,提升文化立法水准,改善区域文化立法的体制、程序。适时制定京津冀区域公共文化协同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协同促进法等。行政方面,加快推进京津冀政府文化职能协同转变,助力政府文化管理体制转变。经济方面,遵循京津冀“政府宏观调控的各种政策指令”,运用京津冀“市场运行”和“市场资源配置”

  规律。社会、公益方面,着力调动及发挥京津冀区域社会组织和京津冀人民参与文化治理的主观能动性。